耿彦波市长大同造城：铁腕拆迁被指宛如地震
耿彦波大同造城，铁腕拆迁被指宛如地震
先有仇和，又有耿彦波。作为中国当下政坛涌现的另类官员，他们的行事风格是如此的相似：上任伊始便推出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计划，铁腕执政，讲求效率，富有个性魅力。他们因此颇受当地民众爱戴；但同时，来自外界的质疑亦如影随形—这缘于强力推行的大范围拆迁以及耗资甚巨的造城运动。
是政绩工程，还是惠民工程？是效率优先，还是程序第一？当举债造城和“经营城市”成为流行理念时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浮躁可见一斑。
时代周报记者 杜光利
4月27日，天际忽明忽暗，寒风送来一场奇异的雪。
刘万庆和3个河北老乡弯着腰搬起一块块仿古砖坯。很快，60块砖坯被码放在一个正方形的底座上，起重机的黄色长臂开始吊起这组砖坯缓缓运到高处。同样的工序重复着。在他们身旁，位于山西大同市古城城东，一道绵延1800米、高14米的雄伟城墙—东城墙已经成形。
这是山西大同自明洪武五年(1372年)以来首次进行的大规模城墙修复工程。继东城墙之后，南城墙的修复已箭在弦上。
然而，计划耗资7.5亿元，拆迁面积200万平方米，拆迁安置成本20亿元—以如此高的成本修复的庞大城墙，仅是大同市复兴工程的一角。2008年2月，从灵石、榆次、太原一路走来的耿彦波上任大同市长后，在前任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大同“一轴双城”的发展构想—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界，西边是旧城，东边是新城御东新区，旧的复旧，新的更新。耿彦波延续了15年如一日的行事风格：雷厉风行的修路、种树、拆迁、造城，一时间古城复兴工程遍地开花，似乎要让“煤都”大同瞬间“回到明朝”。
耿彦波的敢作敢为，为他赢得“史上最牛市长”的热评。但同时，持续了15年之久的种种争议仍难以消弭。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，有人送他绰号“耿疯子”；而因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，他又被讽为“耿拆拆”、“耿指倒”、“耿庙”。
5月12日上午，耿彦波从大同市政府办公楼闪出来，急冲冲地登上面包车，这位从来不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的市长，正奔往建设工地，督促巡查，现场办公。
“让大同兴奋起来”
“你看他穿的衣服，还有那鞋，鞋跟都磨掉了一半，我穿的都比他强。”大同市龙园西路一处工地现场，63岁的退休工人肖德贵指着不远处的耿彦波对时代周报记者说。
4月24日下午，52岁的耿彦波率规划、国土、建设等部门负责人来到这处工地现场协调解决问题，肖德贵上前拉住耿的手，建议在市区多修几座公厕，耿彦波当场赞同。
大同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新平说，4月11日下午大同市人代会一闭幕，耿彦波就从主席台上跑下来，赶往建设一线调研、督查，此后就没歇息过。而通常情况下，这位耿市长每天会在早上五六点出门，在街边买上一个烧饼，边走边吃，到工地巡查，满城地跑，双休日也不例外，平时在办公室里根本找不见他。
“共产党还有这种豁出命来干工作的官员？现在让他弄得心潮澎湃的，我们也和他一起玩命(工作)。”张新平说。
市长带着各部门十几号人马走在街头，已成了大同一景。这一现场办公模式立刻博得了市民好感。“市长一定保重身体！”不时有市民挤到耿的跟前抹着眼泪说。
“要让这个城市兴奋起来。”这是耿彦波经常说的一句话。而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他给大同面貌已带来全新的变化。眼下的大同像个大工地：110余个民生和文化复兴工程同时开工建设，30多条道路和一批绿化工程正在进行；四处可见起重机和脚手架，以及建设中的漂亮住宅和古建筑群。
时光倒退三十年，大同因煤而兴，每年原煤产量几近全国总量的1/10。让大同人曾经骄傲的还有，收入要比上海、青岛等地高得多。
但1991年以来，由于国家长期未放开煤炭价格，大同一直以计划经济的价格输出煤炭，却以市场经济的价格输入轻工业品，这个以前在省内经济总量排第二位的城市，到90年代后期排名滑到了第七位。而当同一时期煤炭价格放开时，大同最优质的侏罗纪煤已接近枯竭，城市面临生存压力。
由于早期的大同就是一座超级煤矿，虽经往届政府努力改善，但其城市管理仍显得脆弱无力：市区违章建筑遍地，绿化植被稀少，水源缺乏。据称，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，评价它是“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”。
最令人悲哀的是，全市棚户区共有10多万户，户均居住面积仅为20平方米，并且没有配套的幼儿园、医院、超市等公共设施，近千人排队共用一个公厕。
大同寻求突围，但始终未能摆脱对煤炭的依赖。后来，二轻、物资、供销等三四百家国有企业又“几乎全军覆没”，下岗工人近10万人。一度经济总量排于重庆、大连、青岛之前的大同，很快远远落后于它们。而人口为大同一半的鄂尔多斯，2009年三个月的财政收入就是大同全年的总收入。
“最能干事”的耿彦波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任的。大同人很快发现，这位新任市长先是推倒了市政府的围墙，接着用一种有区别的官员行为方式，策动着这个城市的转型和新生。
像工头一样的市长
在下属眼里，耿彦波要求完美。一旦发现干部在工作中的惰性和敷衍，便当众批评痛骂，有时会让人“下不了台”；与此同时，周围的人更多地见识了他的学问。
耿彦波能通篇背诵《论语》，以曾国藩为人生楷模。大同市新闻中心一位官员说，在全市几次干部会上，耿彦波像饱学的大家一样，给干部灌输做人做官成就大事、鄙视贪婪的骑士理想，谈城市规划设想，引经据典，不时赢得掌声。
“跟他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，他的知识面很广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，古建筑保护、历史、经济、煤炭、医药等方面的知识、问题，他都知道。”《大同日报》记者王瑶说，两年来跟着耿彦波跑街很辛苦，也很充实。
耿彦波是山西和顺人。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中文系，自认为骨子里是个文人。记者眼前的耿彦波高瘦、斯文，面沉如铁的他说话轻柔内敛。
履职大同之前，1995年耿彦波任灵石县长时曾打造了如今声名大噪的“王家大院”；2000年3月他调任晋中市榆次区委书记，又修复了气势恢弘的“常家庄园”。2008年2月4日，从太原副市长调任大同市委副书记、代理市长后，耿彦波任职当晚就徒步走街串巷，把古城3.28平方公里内的每条街巷走了个遍。在满目残破不堪的陋巷中，擅长挖掘文化遗产商业价值的耿彦波发现了“能成大事的好地方”。
“他一来就一头扎在城建里。”耿彦波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，耿彦波对城建特别内行，所有的规划项目都要亲自核审，包括每张图纸、每个厕所的建设，办事效率很高。
耿彦波每天巡游在工地，俨然像个工头，不让工程有一点瑕疵。两位专门人员会随侍左右，记下耿彦波在工地的事项安排。比如，他会看着脚下，指示不能用断砖，要求石刻浮雕必须人工打磨，对有蜂窝状的混凝土立柱要求马上拆除，工程中的不规范问题，施工的局部方案调整等都是现场纠正、解决。多名受访者均称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耿彦波抓起一把灰土，就知道沙和灰的比例，谁也骗不了他，好多工程都是他看了后返工的。
耿彦波最不能容忍工程转包，为防止工程中的转包和“贴牌”现象，他叫来项目负责人，“你只要离开这里，就必须向我请假，我10天左右就来检查一次。你们干好了是朋友，干不好就让你们血本无归。”
事无巨细逐一过问，架空了一些人。而对于财务上的大权独揽，有人曾问耿彦波，何不把权力下放给副手？他的解释是，让副手管财务，能堵住常委和其他同职位领导要钱的口子吗？
大胆的“造城”
“造城”如今已在中国成为一个流行词。不少城市规划专家质疑，快速决策和强力推行，使得政府意志和商业利益作用下的造城更像是一场运动，在呈现千篇一律面貌的同时扼杀了城市本身的多样性。
骂声也落到了耿彦波身上，但他保持着一贯的敢作敢为。
“在大家不认可的时候，敢于果断决策、下决心勇敢地往前走，这对领导是个考验。”他说。
大同显然不同于他旧日执政之地。作为北魏都城，大同境内古建筑、古遗址多达280余处，其中云冈石窟、北岳恒山、悬空寺、华严寺、九龙壁、善化寺等举世闻名。复兴历史文化名城被耿彦波认为是大同最后一次机遇，他提出了文化名城、旅游名都、生态名邑、经济强市建设的“三名一强”战略目标。2009年4月，在大同市人大已作出古城保护决定的情况下，大同陆续开工建设东城墙、华严寺、善化寺、文庙、清真寺等名城保护十大工程。耿彦波决定恢复其在明朝时的整个建筑群，他拒绝水泥建筑，要求修旧如旧。
“耿一年推出十项大工程的动作是没人敢想的，而且没想到那么快就进行。”对此，大同市一位官员称。
但没想到，一些在建工程引发了轩然大波，成为耿彦波任上遭遇到的一次挫折。
这年8月，媒体注意到，大同的一些文化复兴工程建设项目，均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，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，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，属于违法建设工程。
工程一度被叫停。耿彦波赴京做沟通解释工作，并协商整改意见。最终，工程方案作出了一定的调整，并得到国家文物局发文批准。
“如果先报批，批来批去，恐怕几年下来还开不了工。”当地文物部门的官员私下对一媒体说。
而随着气势恢弘的古代建筑一座座破土而出，民间质疑也不绝如缕。有网友指责大同拿菩萨做生意，遍地造假文物，古城墙的里外包砖修复工程也招来不同看法。
“我说大同那不是造假。”耿彦波称，大同的名城保护是在历史文化遭到巨大破坏条件下的保护，中国的文物建筑是砖木结构，如果不修复残破的那一面，好的一面也保护不住。而如果只保护一点，形不成一片，名城保护也将面临整体覆灭的危险。
5月7日，在市区的华严寺，一项规模宏大的重建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重修的山门、南北配殿、主要殿堂、宝塔、钟楼等10余个项目已经完工90%，始建于辽、金天眷三年重建的大雄宝殿已淹没在一批新修的古建筑群中。
对于这“现代版的古建筑”，大同人津津乐道的是，在严格的营造法式下，所有建筑都是卯榫结构，未用一个铁钉，认为将来一定也会成为文物。
而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顾军眼里，这其实是建了历史上不存在的新东西，这种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所谓复原工程，绝对不慎重。因为属于文物复原范畴的，有一个基本要求，即要有考古支持，基质范围和建筑形制必须明确。
“在文物旁边搞没有文物价值的景观建设，会严重影响文物本体的应有价值和魅力。同时，对文物的形制复原，还有一个能否被公众接受、认可的问题。”顾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。
但耿彦波想让大同成为中国名城保护的一个示范，他的造城规划仍在强力推行，包括南城墙、代王府、府衙在内的又一批十大工程即将启动。
拆迁争议
大建先大拆。墙壁倾塌，房顶落地，一片片房屋尽数成为瓦砾。“整个城市像发生了地震一般”，不少当地人如此形容。
耿彦波先是向街面上多年拆不掉的违建临建房开刀。大同市的规划之前极为混乱，一般市民看得很透：能将住宅私改成门面，违章建筑压着马路红线的，都不是等闲之辈，有的违建临建房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开的。
拆人房子就是断人财路。当拆到某市场时，有人示意耿彦波：有几十套门面房是某领导的。据说还有人从北京和省上打电话让耿手下留情，但耿脸一沉，指示“谁的也不行，非拆不可”。
旧日执政的离石、榆次等地，耿因拆迁就与争议声相伴，有人给他送过花圈、寄过子弹，这位“恶人”在大同亦不是清淡开场。
干部的违建临建房全哗啦啦应声倒下，一位基层官员称，铁腕的耿彦波犯了官场大忌。
但无疑，耿彦波此举赢得了民心。凭此威信，加上憨厚的大同市民太想让城市变样了，此后一年多时间，耿一声令下，大部分人连未来房子在哪里都不知道，甚至有人连拆迁协议都不曾拿到，就“稀里糊涂”地过渡去了。市民搬迁后腾出的公共空间，让耿彦波的修路、绿化工程颇顺。
复兴3.28平方公里的古城，新建一个40平方公里的御东新区，整合城市功能向东迁移，耿彦波催逼着拆迁进度。他在2010年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透出底牌：2008年和2009年，不算城中村改造，城市拆迁1.7万户；2010年拆迁2万户。
据大同市建设部门一位官员说，2009年，城中村改造之外的城市拆迁面积达400万平方米，平均一天一万多平方米。从2009年开始，钉子户涌现，上访、堵路、告状的情况和场面不断。这部分人中尤以商户反弹为最，有老弱病残的困难家庭，住楼房的住户也普遍抱怨利益受损，“方案不给地段补偿，不给装修补偿，不区分原住房层次和朝向。”一位拆迁户说。
根据安置方案，房屋拆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，政府以补贴价优惠保障到45平方米；以成本价安置到60平方米；超过60平方米还要求增加面积的，可增加20平方米，增加部分按高于成本价低于市场价结算；若再要求增加，则按市场价结算。
但令被拆迁者非议如潮的是，“先拆迁后安置”的程序合法性—被拆迁户由政府给予一定的租房补贴，租房居住等待安置房建成。
而耿彦波顾不了那么多，“等盖起来(安置房)再拆？那城市发展就要受影响；你不拆城市空间就没有，所以先拆后建，那是前期的一个必然。”
“要是全部合法什么也干不成了，一座高层楼光施工起码要18个月，还不算要招标、设计和开建手续的审批。”大同市一位官员表示，没有这种拆迁力度，大同的城市面貌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。
“宁挨一时骂、不挨千秋骂。”耿彦波常常以此抒怀，让他少了一点惭愧的是，大同年底应可做到当年拆迁当年入住。
对于大同的造城决策牺牲了一些民众利益的说法，4月24日晚，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耿彦波说：“拆迁户99%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我的安置是以旧换新，以小换大，补的价比成本价要低得多，有些老百姓零成本以旧换新，而被拆的楼房90%不是完全产权，房子一推就倒，土楼没有钢筋。”
在南城墙下的一片废墟里，几位女人正在拆砖头；另一处，来自内蒙古的罗福领着10多位“破烂王”在即将拆除的楼下挖出沟槽，再用铁锤咚咚地扒拉出地下的铸铁下水管卖钱。两年来，他们赖以生存的办法就是拆除这座城市。
夜晚，阴影笼罩下，南城墙黑沉沉的，待修复的它宛若用煤块堆成。城墙下一片颓垣断壁，面对横行的铲车，家距城墙30米处的冯桂林平时靠吃低保生活，和这片废墟里坚持留住的10户人家一样，他正努力不让自己被步步紧逼的拆迁吞没。“修城墙、搞城建，给大同寻新路，大家都很支持，可是楼都没盖好，就要把房子哗啦啦全给拆了，你说耿市长是不是太急了点？”冯桂林说道。
“办多少事找多少钱”？
4月24日，耿彦波对时代周报记者说，大同将继续实施大投资方略。之前，在2月24日的市政府工作会议上，耿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实现“三名一强”发展目标。
上述会议资料显示，2008年和2009年，大同的城建共投入150亿元；从2010年后的三年，预计再投入350亿元，其中城市道路建设投资150亿元，包括拆迁、安置费用等；医院、学校、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200亿元；名城保护100亿元；市政中心、体育中心、法院、公安、政务大厅等政府的公共项目50亿元。
在耿彦波五年任期内，大同市城建总投入将达500亿元。
据大同市政府工作报告，2009年大同市国内生产总值是596亿元，财政总收入120.9亿元。
郭尚美是个政治老师，住在城墙东南角不远的一栋楼上，他非常佩服耿彦波的大手笔，愿意为城市的改变付出利益牺牲。但看着身边的巨变，他乐中带忧，“只有一个问题揪心：资金链不能断啊。”
这么多钱从哪里来？耿彦波的解决之道是，初步打算贷款100亿元(现已贷了七八十亿元)，而政府每年可集中的可持续发展基金、预算外收入等是20亿元，五年就是100亿元；中央和省里拨付50亿元。
另外250亿元则来自“经营城市”，耿彦波不回避城市建设背后强调土地财政的计算。他已将国土局下的土地储备中心从正科级升为正处级，并要求所有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。
2009年以来，大同市土地储备中心共收储了8000亩土地，其中大部分是国有存量土地。拿到土地后，耿彦波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：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元，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元。“这一地价比2006年和2007年提高了80%左右。”大同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一位官员说。
“原来大同土地收益才两三个亿，2009年达到30个亿。”耿彦波说，任内不让这个城市负债。
耿彦波在无数次的讲话中发问最多的一句话是，“你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还是办多少事找多少钱？”
但如今，一些人认为耿彦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有些想法有想当然的味道，有人对旧城大规模的改造也有争议。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称，“大同没多少钱，就这个实力，试想，拿10元钱办200元的事太难、太不保险了，如果中途找不来钱怎么办？”
“大同在透支，是在负债投资建设，耿市长千万不能走，他要是被提拔了，那也许就把大同害了。起码让他把事干完，干完一届是最低要求。”在当地，不管是基层干部，还是搬迁户、出租车司机，纷纷如是表示。不少人开始格外关注耿彦波的动向。
而出于对耿中途离开可能导致政策生变的担忧，住在雁塔前街土楼里的36户居民一开始并不同意搬迁。他们要求政府先安置，然后再统一搬迁。但5月上旬，这批最后的钉子户也大都无奈地搬出了土楼。
就在记者采访期间，4月28日，河北正定县决定花3亿元修复正定千年古城墙，修复原则是“修旧如旧”，按计算，修复1米古城墙需要资金近两万元。
耿彦波造城引人注目，但放眼望去，耿彦波已不是很特别。
拆迁市长，拆迁有理？规划城市，规划政绩？
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发自山西大同
市长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一场赌博，“不干也是死，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，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。”
这服猛药，除了浩瀚的拆迁，还有强力的规划，无不写满争议，又不乏烂尾隐忧。
仰视侵略者遗产
“一个侵略国，居然能站在这么一个高度对大同的长远未来进行规划”
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珍视一份侵略者留下来的遗产，并且不远千里，,远赴东瀛？2009年底，正在给大同设计大剧院的日本专家告诉市长耿彦波，日本侵华期间曾为大同做过系统的城市规划，耿彦波很感兴趣，借着去日本大牟田市访问的机会，在日本国立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泛黄的图纸，“专业性、超前性令人惊叹，惟一的缺陷是对人口没有现在的远见。”
日本设计者当年写道：“对如此贵重的文化遗产进行适当的保护是我们的文化使命……避开古城，在城外建设新城。”耿彦波忍不住感慨：“一个侵略国，居然能站在这么一个高度对大同的长远未来进行规划，我不得不仰视这个民族在城市规划上的专业精神。”
现在，这份沾满历史血泪的旧规划被视为大同历史上的“大事件”，放在了城市规划展览馆里大同规划史的最前面，“它的层次比我们过去的规划要高得多”。
这个细节波澜不兴，亦几乎无人问津，而惟独市长引为久违的共鸣。
城市规划首要在于科学性。当年的日本规划中，大同工业都市的布局在十里河以南，距离古城至少十公里以上，一个颇有预见的距离，而如今，正因为前些年电厂被建在了城市周边，大同发展空间极大受阻。
类似不尊重规划的教训还有，一条高速公路选线恰好压过文赢湖边，而文赢湖周边是御东新区的黄金地段，最后的代价是政府再花5亿元来实施改线，最终释放出了近7000亩的黄金土地。
保护古城的口号，大同亦喊了多年，但越保护，越衰破，新开工的房地产项目甚至就建在了古城墙上。而规划中的新区，仍未能有效地控制，反而把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放在了那里。
这些教训现在成为耿彦波强调“拆迁有理”的论据，“拆迁就是纠正过去错误的规划”，“耿拆拆”、“耿指倒”(一指就倒)由此得名。城区区长祁雪峰说，光城区(大同的一个区)在两年多时间内，就共计拆迁超过一万五千户。
官场最忌朝令夕改，但又总是，十个县官，十个现管。大同在2006年编修的城市规划获批还不到两年时间，耿彦波就决意大动干戈，另起新规划。他为此背负了一意孤行的指责，但却坚持“一定要改过来”。
新规划和70年前日本人的意图几乎不谋而合，耿彦波解释说，“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，古今分开，新旧两立，鲜明对比自然会产生一种张力。过去总有矛盾，是因为发展跟保护总被放在一起。”
反思北京，不屑平遥
“规划是建设的龙头，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。”“这不是我的发明，是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。”
为了复原古城风貌，大同东城墙和角楼被花费巨资翻修一新 (杜光利/图)
在耿的眼里，不遵循梁老先生的意见、执意在古城内原地发展的北京是一个鲜明的反例――古城破坏越来越严重，而古城内的发展空间却越来越小。
他治下的大同，不能重蹈覆辙。
2008年2月4日下午，耿上任大同市长的第二天，当晚八点，将视察的第一站选在了规划局。规划局总工程师刘明君还沾沾自喜，山西省内只有大同和太原两家规划获得了国务院批准。
谁也没想到，新市长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“第一，城市布局比较散、没有特色；第二，城市路网设计得不够合理；第三，产业布局不够集聚。”这三点直中软肋，刘明君心知肚明，2001年开始编制，历经5年才获批后，2006版规划早已过时。
十天后的首次市委常委会上，新市长第一次完整提出了“一轴双城”的思路：“古城实行整体保护，在东边建立御东新区，中间以御河为轴，西边传统，东边现代，两相呼应。”此前一周还是大年初一，新市长翻城墙，被狗撵着一路跑，在残缺的黄土城墙上，才发现数百年来大同古城的里坊结构竟从未遭到破坏，还有包括华严寺、九龙壁、善化寺在内的一批“国保”遗存，“脚下的古城才是城市的核心价值”。
在他看来，除了平遥，文化名城保护在中国没有成功的案例，但平遥并不能与大同相提并论：“无论是年代久远、文化高度，还是城市规模、历史遗存，平遥都不及大同。”
拆迁争议如影随形，耿彦波在古城保护上的文章也是由来已久。1995年任灵石县长时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复了“王家大院”，随后被评为“国保”；主政榆次期间，他又修复了“常家庄园”，与前者并称“晋中双宝”；履历太原，耿提出“建设一个新城 改造一个旧城 挖掘一个古城”的整体思路，但只呆了一年多，未及实施。大同看起来是理想的“折腾”之地。
调研仅短短十天，耿彦波就拿出自己的规划，“要赶在开春动工前，定下思路。”他扬言，五年见分晓。
2008年3月，一份《严厉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紧急通知》下发，他强令叫停了3.28平方公里古城内的在建工程，一些在古城墙原址上修建的房地产项目被拆除、择地重建，企业不守规划而获的“利”，耿彦波要他们全吐出来。此时，他上任才刚满一月。
市长理据十足，因为在建的所有五十多个项目，“按规划的标准看，无一例外存在或大或小的违规。”刘明君说，“多盖了车库、活动房，还属于小违规，而大违规则是整个楼都变了，报的是一套，建的却是另外一套。”
耿彦波也拿捏分寸，不少违章建筑背后均有官员撑腰，对违规责任的既往不咎，多少消弭了推行的阻力。
刘明君从火药味中闻到了信号，自己扬眉吐气的春天来了。2008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，耿彦波强调：“规划是建设的龙头，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，规划决定城市。”如今，这是大同流传颇广的“官话”。
而他每次现场办公，都会有两个规划部门的年轻人跟着，提着两个装满大同市各区域和项目工程的规划图纸的袋子。
拒平庸，迎大师
“今天建了明天就拆了，那不是巨大的浪费吗？”
规划一定得落在大地上，耿彦波的理解是，“先修路，把城市的框架拉下来。”
不同于以往的小修小补，大同这次是彻底改造路网，单2009年，改造、新建的城市道路就达43条、总长110公里。
还不单单只是修路，雨水、污水、弱电、自来水、供热等所有管网工程均一并入地处理。
过去的大同，市政管委会主任杨立新感慨，全市找不出一张完整的管网图纸，设施基本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平，管线一捅就破，城里经常污水横流，市民怨声载道，“我们接访的一个月中就有高达308条投诉，条条属实。”
在新市长的主导下，大同现在俨然是建筑大师们的试验场，在御东新区，美术馆请的是英国的福斯特，香港机场、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均是其代表作品；大剧院请的是日本的矶崎新；图书馆邀请的是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……“每个大师都给大同留下一个作品”是耿的梦想。
为了杜绝平庸的设计规划，花再多的设计费也无妨，耿认为“好”就是“省”，“今天建了明天就拆了，那不是巨大的浪费吗？”
他时常提到的笑话是：大同某银行的办公楼，抄的是一家天津建筑的图纸，可是把人家图纸的阴阳面颠倒了。
耿彦波还不分巨细地参加旨在解决道路裂缝的质量分析会，也会和北京城建的专家们一起交流解决井盖和道路的合缝问题，他甚至会在工地上直接训斥施工队伍偷工减料，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没有达到规定的3∶1。“一个市长怎么能管沙子和水泥比例这么细的工作？这是工程监理的活。”但耿觉得这不是什么深奥的专业，一年不懂可以理解，两年三年还不懂就是态度问题。
“没办法”和“没时间”
被捆绑在耿彦波身上的大同“正经历着非常之期”
距离大同市中心十公里的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，2001年申遗成功后，当时承诺的整治周边环境工作一直未能实现，直到“耿拆拆”来大同；而包括人工湖、仿古商业街灯项目均在遗产的建设控制地带，因为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，被国家文物局紧急叫停，是为“云冈风波”。
在大同市古城保护研究会会长安大钧看来，不遵守条文规定，实是为了规避低效的政府效率，“没办法的”。
这场近乎极端的古城保护产业化方案，不免也陷入极端是非的争论之中，一部分人认为，整体保护实质是伪古董，是为了博取政绩的形象工程；另一部分人则认为“将文化保护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，难能可贵”。
然而，耿并不愿意为这些争议耽搁时间，“我没时间等了。”
因煤而生的大同，在计划经济时代辉煌一时，但到了今天，大同市营以下企业几乎全军覆没，一百多万的城市人口中竟有16万户住在棚户区。在高铁发达的今天，从北京到大同，350公里的距离火车仍需要6个多小时。当地人形容城市形象时调侃说：污水基本靠蒸发，垃圾基本靠风刮。
留给耿彦波的余地其实更有限，相较于煤都的经济转型之艰、吏治的涤清之难，城市建设也许还算是个见效快、易作为的领域。这也是他的一贯招数，从灵石、到榆次、再到大同，城建均是耿最重要的执政抓手。
安大钧说：“数十年来，地位日渐式微的大同，迫切需要一个重锤来敲这面沉鼓。”云冈风波时，为了保住这个重锤，前任市委副书记的他主动给省领导写信力保耿彦波。
耿彦波自己也承认，“大同正经历着非常之期。”
2009年底，大同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市规划局局长，这是大同惟一一位全国公选的领导干部。耿彦波说这个职位的选拔上一点没有让步，“一定要选一个专业人士”。
更大规模的人才计划正在实施之中。市政管理委员会1200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高达49岁，全单位没有一个大学生学的是对口专业，现年48岁的总工程师是二十年前被招进来的最后一个大学生。2010年，才终于有了20名新大学生，开始实习。
2009年底建成的城市规划展览馆则希望以此鼓励市民参与城市建设。超过7000平米的展厅，一些标志性工程的规划设计模型在列，鼓励市民全程监督。
半年来，市民们的留言超过了厚厚的六大本，其中不乏“保留”意见：“拆迁是民生工程，应做到拆迁、安置同步进行”；“大同水资源严重短缺，哪来的水源支持文赢湖、护城河？”
“烂尾”隐忧
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的市长，一旦中途调离，会不会落下个烂尾工程？
根据估算，大同此届政府5年内的投资共计500亿。这对于2010年仅121亿元财政收入的城市来说，一旦资金链断裂，大同的城市建设将功亏一篑。更坏的消息是，2010年的财政收入较上年还降低了1.1%。
耿彦波的解决之道是，贷款100亿，政府自筹100亿，而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。另外250亿则来源于“经营城市”，他从不回避城市建设对土地升值的影响，仅御东新区的三万亩熟地就足以填补这250亿的空缺。
至于以后，两年里，耿也在拉项目，尽管包括中国重汽、北车集团、中海油等一系列大企业纷纷落户，但成为真正引擎尚需时日；而直接瞄准300万游客的古城改造，还在襁褓之中。
大同人分外担心，这个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的市长，一旦中途调离，会不会落下个烂尾工程？
近15年来，耿彦波从未在一个地方干满一届，而“耿彦波所有关于大同的蓝图都是按照5年的周期来做的，如果他中途离开了，谁能接得了他的班？接班者认不认同他的思路？”“云冈风波”时，大同市民自发组织了签名，有报道称万名市民挽留这位市长。甚至一些拆迁户也加入其中。
在城区区长祁雪峰看来，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场赌博，“但大同需要这样的赌博，不干也是死，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，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了。”
如今，古城保护重点之一的东城墙已近完工，12座望楼一字排开，蔚为壮观，绝大多数工程尚在快马加鞭的建设之中，大同已难再回头。
“如果停了，就是政绩工程” ——对话耿彦波
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发自山西大同
我不能刻舟求剑。我们的很多规划，因为没有专业性所以才没有严肃性
我们的文物保护，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，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
南方周末：你总是强调规划的严肃性，为什么你一到大同就反而调整规划？
耿彦波：1995年，我们去法国参加一个培训，我问法国的一个市长是怎么对待拆迁的，他很奇怪，说他们的规划百年延续下来，根本不用拆迁。
这给我很大的震撼。所以，规划的严肃性，前提是得有一个好的规划，不能是一个带病的规划，我不能刻舟求剑。我们的很多规划，因为没有专业性所以才没有严肃性。
南方周末：为什么这么重视规划？
耿彦波：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，规划是一个城市的基础，整个城市的空间布局、交通体系、产业结构，不能犯大错误，一定不能支离破碎，是一个系统。其实规划就是个眼光、是一个高度，一定得是站在明天看今天，这是规划的意义。
1995年当县长的时候，县城在一个河沟里，本来不该在那里建城市，下雨以后，水排不出去，年复一年出这种问题，这就是当时城市规划的问题。后来，我们调整了思路，城在山中，通过规划实现了转劣势为优势。
南方周末：规划、建设、管理，这是一个城市系统的三个环节。你怎么理解这三个环节？
耿彦波：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，它是前提，如果输在规划上，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，将来要花很大很大的代价来纠正；但规划是一种理念，必须要落在大地上，建设就是实现战略层面到行动层面的转化；建设是有周期性的行为，管理才是一个城市永恒的主题，我们常常重视打天下，忽视治天下。所以我们在高度重视建设的同时，努力把钱花好，把事办好，特别重视城市的管理，城市永恒的主题是管理，最能体现一个城市发展水平。
南方周末：今天你事无巨细地跑工地、审规划、看设计，有人说，这是“不务正业”？
耿彦波：其实这些确实不是我应该干的，我是干了局长们干的事。但我的干部队伍里缺少专业干部，以前在太原，很多图纸我是不看的，特别是专业性的东西，但来了大同以后，我现在是不得已。实际上我现在很多事已经开始放手推给干部，在实践中锤炼他们。
南方周末：“云冈风波”给你什么教训了？程序和效率的矛盾问题怎么解决？
耿彦波：云冈的事，我们确实有些问题，比如程序上不对。我让新闻单位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如实记录下来，将来在云冈的历史上可以留一笔，没有风波就没有故事。任何历史都是财富，“云冈风波”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和启示。
在榆次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村里的老戏台，我想移到常家庄园里，本来说好了整体移过来保护。但后来，山西晚报连续五天报道，讨论文物保护，倾向于文物保护还是应该原地保护，修旧如旧的好。后来，我就放弃了，但这段经历在常家庄园的建设中留下来了，这有历史为证，让后人去评判，我当时就说，原地不动的话，不超十年这个戏台肯定要倒了。前段时间我听说戏台已经倒了，还没到十年。
我们的文物保护，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，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。
南方周末：很多人担心，你一旦离开大同，大同的这些动作就烂尾了。
耿彦波：如果大同的工程现在停了，就是典型的政绩工程，什么叫政绩工程，就是劳民伤财，就是个权力景观。我不愿意留这样的结果，现在大同有那么多的贷款、争议，你耿彦波把政绩搞出来了，结果却拍拍屁股走人了，留了一堆债。
我希望，在我的手上，把我做的事情能画上句号，给我的后任留下财富而不是包袱。到了明年应该就能到一个良性的状态，今年是一个节点，今年闯过去，柳暗花明！
南方周末：对你的担忧除了任期，还有一个，大同的发展有没有超出它所能承受的容量。
耿彦波：实际上，大同现在做的事，是其他城市十几年来都在做的事，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平台。今天的改造、拆迁得快，那是相对于我们过去落后而言的，因为我们几十年来就几乎没什么发展。
第二个我是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建设城市。计划经济的眼光看城市，城市建设是个无底洞，是个花钱的事，今天，城市建设是一个能够赚钱的产业。
面对质疑，市长选择挨一时骂
“耿彦波速度”在大同与“刘翔速度”是同义词
他曾说“我没有时间等待，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”
只要我的身体行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，我就向极限冲刺，挑战极限。
——耿彦波
近日，记者有幸见到了耿彦波。
他高高瘦瘦，肤色黝黑，面相斯文，说话轻柔内敛，以至于不能让人将他与他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。一双鞋沾满灰土，跟他一起前来的几位干部也同样如此。“我在与时间赛跑。五十知天命，我今年51岁，有限的工作时间也就八九年了。”耿彦波说，“我感觉，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，来到大同既是大同的机会，也是我个人的机会，我觉得人生有幸，所以我着急。当然，我不能把自己消灭，只要我的身体行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，我就向极限冲刺，挑战极限。”
耿彦波经常去工地，他的皮鞋总是蒙着厚厚的尘土。大同市民有句笑话：“市长那双鞋可比我们的脏多了！”
耿彦波速度 “过去3年修一条路，现在一年修几十条路”
不到两年时间，耿彦波给大同带来的变化已全面显现。
据大同市城建办主任刘发明介绍，2008年大同修路8条，长33公里，今年修路将达43条，总长度110公里。“过去3年修一条路，现在一年修几十条路。”一位出租车司机说，“耿市长修的路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的路是头一年修好了第二年就得重修，叫‘拉链马路’。现在的路，你看那质量，没得说！”
绿化方面，2007年以前，一年绿化面积八九十万平方米。耿彦波一来，2008年完成绿化280万平方米。拆迁安置则更见力度。城区拆迁总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的材料显示，仅市内最核心的一个区，2008年共拆迁2352户，32万平方米；2009年涉及拆迁户总数6163户，面积82万平方米。大拆的同时是大建。根据规划，2008年至2010年，大同要投资132亿元，新建保障性住房800万平方米，共16万套。
“耿彦波速度”在大同已经成为“刘翔速度”的同义词。
拆迁不能等 “在我的字典里没有‘钉子户’这个词”
质疑最多的是关于拆迁的事。耿彦波对拆迁的进度要求极严，他曾说：“我没有时间等待，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。”对于如何对待“钉子户”，耿彦波说：“我不承认‘钉子户’的说法，我翻看人生的字典，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。我坚持阳光拆迁，不管权贵还是平民一致对待，我想人民群众都是有水平、有觉悟的。”
但是钉子户依然存在。在大同采访，拆迁部门并没有回避“强拆”的字眼。城区拆迁总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的材料中写道：“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，不搞‘一刀切’，但要‘切一刀’。”这份材料以大西街1号为例：在长达近10个月的时间里，上门做工作260余次，但仍有23户不肯搬迁。最后区政府实行强拆。“今年以来，我们共强拆36处，拆除面积3914平方米。”
有人批评耿彦波拆迁太随意，“耿一指”“耿指倒”的绰号由此而来。安置和补偿不到位或不及时，为耿彦波增添了另外一部分骂声。由于安置房不可能一时完工，所以“先拆迁后安置”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。
钱从哪里来 今年大同国土收入能达到30亿
如此浩大的城建工程，带来的还有疑惑，钱是从哪里来的？投入之巨令人咋舌——云冈大景区建设，总投资达17亿元；东城墙耗资1.5亿元，四面城墙全面恢复，投资将在10亿元左右；修路一项，去年投资15亿元，今年将达50亿元；绿化，去年总投资3亿元；保障性住房建设，3年要投资132亿元。
一部分钱来自贷款。大同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，仅他们银行就贷给政府13亿元用于修路。另一部分钱则来自土地经营。“原来大同国土收入才两三个亿，今年能达到30个亿。”耿彦波说。
盘活土地是耿彦波经营城市的关键。大同市国土局局长潘志中说，耿市长将国土局下的土地储备中心由一个正科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，并要求所有的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。该中心张主任告诉记者，今年以来中心共收储了8000亩土地，目前出让2800亩，成交了26.6亿，到年底达到市长说的30亿不成问题。“这些土地大部分是国有存量土地，大同不少国有企业停产多年，耿市长加大了这些企业的破产力度。”
耿市长前传 年轻时能全篇背诵《论语》
51岁的耿彦波出生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一户农家。1993年，耿彦波当上了灵石县委副书记，“在全省属第二年轻”。两年后，他当选为灵石县长，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。他当了“大官”做的第一件大事，至今仍让灵石县获益——修缮开发王家大院。
后来，大院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。
2000年3月，耿彦波被任命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(随后榆次改为区，耿任区委书记)。在榆次，耿彦波初显城市改造大手笔：2000年，4公里长的顺城街拆迁拓宽改造工程，仅用了6个月；2001年，拓宽改造了迎宾路，修复了常家庄园；2002年，工业园区建设启动；2003年，道路拓宽改造，榆次文化中心、文化广场、榆次二中、榆次老城相继剪彩。在榆次老城修复开业当天，群众自发地打出了“谢谢您，彦波”的横幅。
2004年3月，耿彦波担任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、党委书记。2006年6月，他担任太原市政府副市长，分管城市建设管理、国土、规划等方面。后来，网上有人做诗：“整罢形象修政绩，大兴土木搞城建，为了百姓流血汗，老耿岂能不升迁？”上任之初，他就提出2007年是太原的城建年。
2008年1月，耿彦波被任命为中共大同市委副书记，旋即获任大同市代市长、市长。上任前，耿彦波向省委请命：“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。”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耿彦波，年轻时能全篇背诵《论语》。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文人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独特的情结。
“挨一时骂，不挨千秋骂”
记者：山西城市的转型，除了搞旅游文化，是否有其他出路？
耿彦波：山西城市转型的路子很多，大同就要打造制造之都，医药产业、化工产业我们都在做。大同最大的投入其实不在古城，而是在装备制造业园区、化工业园区、循环生态园区。它们与古城修复多项并举。
记者：有人说你太急了，过多地体现了个人意志，是这样吗？
耿彦波：我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，我们都是凡夫俗子。但是根据大同这个古城的现实情况，必须有一代人把他完成。靠几代人努力，恐怕做不成，大家文化认识不一样。对我来说，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，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。贷了那么多款，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，不可想象！
记者：这么多年来，你收获了很多赞许，但也挨了不少骂，你怎么看待这些骂声？
耿彦波：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，我沉得住气。我们有很多能干的人，一看挨骂就说不干了，跟他们相比，我像“二百五”。作为一个官员，你不干事，走了以后老百姓会骂你懒官、庸官，甚至贪官，那就得挨千秋骂。逃得了一时骂，逃不了千秋骂。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 (本文来源：郑州晚报)
褒贬不一拆迁市长(2010-10-30 半月谈网)
市长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一场赌博，“不干也是死，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，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。”这服猛药，除了浩瀚的拆迁，还有强力的规划，无不写满争议，又不乏烂尾隐忧。
绰号满天飞的市长
说起耿彦波，也许大家并不陌生，他有很多绰号，有人称许他为“耿菩萨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耿疯子”；而因为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，他又被讽刺为“耿拆拆”、“耿一指”、“耿指倒”、“耿庙”。不难看出，有褒有贬，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市长。
争议市长来了
说起耿彦波，也许大家并不陌生，他有很多绰号，有人称许他为“耿菩萨”，也有人说他是“耿疯子”；而因为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，他又被讽刺为“耿拆拆”、“耿一指”、“耿指倒”、“耿庙”。不难看出，有褒有贬，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市长。
他伴随着持续10年之久的争议，一路前行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经营城市，他成功地寻找到了经济与文化的“黄金分割点”，他是一位做官与做文化做到恰到好处的“两栖式官员”。
当他离开灵石时，有人在天石新城摆上3个花圈“送行”；当他修复榆次老城时，有人打出“谢谢你，彦波”的横幅；当他调离榆次后，“吕日周第二”的争论甚嚣尘上；当他离开榆次两年后，“耿粉”自发在新 浪网开设博客“耿彦波论坛”；当他来到太原进行城市大建设后，“又一个仇和”的评价出现。
2008年2月5日，耿彦波走马上任大同市长。大同是山西第二大城市，历史文化名城，中国最著名的资源型老工业基地——“煤都”，这给擅长挖掘文化遗产商业价值的耿彦波提供了一个大舞台，也是他从政中的第四个舞台。此时，距离他任太原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仅仅才过了1年零8个月。从太原到大同，这位力行“把工作写在大地上”的个性官员，又一次引起了争议，一场“城建风暴”刮起来了，他一时间成了大同百姓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。
“大同是一个能够大有作为、大有可为，能干大事、能成大事的好地方，大同可做的事情非常多。”履职当天，耿彦波表示。
“他一来就一头扎在城建里。”大同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说，耿彦波对城建特别内行，办事效率很高，十几年拆不掉的“老大难”哗啦啦都拆了。
宁挨一时骂，不挨千秋骂
大建先大拆。墙壁倾塌，房顶落地，一片片房屋尽数成为瓦砾。“整个城市像发生了地震一般”，不少当地人如此形容。而耿彦波对于拆迁的进度要求极严，所以骂他的最多的也是因为拆迁。
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耿彦波的第一把火先烧向了街面上多年拆不掉的违建临建房。大同市之前的规划极为混乱：能将住宅私改成门面，违章建筑压着马路红线的，都不是等闲之辈，有的违建临建房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开的，这些一般市民都能看得透的。
俗话说拆人房子就是断人财路。当拆到某市场时，有人示意耿彦波：有几十套门面房是某领导的。据说还有人从北京和省上打电话让耿手下留情，但耿脸一沉，指示“谁的也不行，非拆不可”。
昔日他执政的榆次等地，因拆迁就争议不断，曾有人给他送过花圈，寄过子弹，这位“恶人”在大同亦不是轻松开场。
干部的违建临建房全哗啦啦应声倒下，一位基层官员称，铁腕的耿彦波犯了官场大忌。
但无疑，耿彦波此举赢得了民心。凭此威信，加上憨厚的大同市民太想让城市变样了，此后的时间，只要耿彦波一声令下，很多人连未来房子在哪都不知道，甚至有人连拆迁协议都不曾拿到，就“稀里糊涂”地过渡去了。市民搬迁后腾出的公共空间，让耿彦波的修路、绿化工程颇顺。
大同市国际旅行社也在拆迁范围之内，350平方米的办公室在拆迁前评估了1100万元。“我们现在租地办公，每年租金20万元。”国旅一位负责人担心今后能否拿到拆迁补偿，因为他手里没有任何文字性协议。不过，“多少年来，大同没有一位市长在城建上有这么大的投入”。他说，这有利于大同旅游业的长远发展。
说起拆迁，就不得不提“钉子户”，对于如何对待“钉子户”，耿彦波对记者说：“我不承认‘钉子户’的说法，我翻看人生的字典，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。我坚持阳光拆迁，不管权贵还是平民一致对待，我想我们的人民群众都是有水平、有觉悟的。”
但是钉子户依然存在。在限时拆迁的高压下，执行者的过激行为未能避免。“有时候拆迁人员齐上，一边把人拖出来，一边就拆开了。”一位市民对记者说。
大同一位企业老总告诉记者，他的楼被强拆的时候，还有员工在办公，“很危险”。
在大同采访，拆迁部门并没有回避“强拆”的字眼。城区拆迁总指挥部办公室的材料中写道：“凡是列入规划拆迁范围的，必须拆迁，这是原则性。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，不搞‘一刀切’，但要‘切一刀’。”
另有人批评耿彦波拆迁太随意，“耿一指”、“耿指倒”的外号由此而来。一位市民对记者说：“棚户区拆了大家都拥护，可是一些年头挺短的楼也拆了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”安置和补偿不到位或不及时，为耿彦波增添了另外一部分骂声。
根据安置方案，房屋拆一平米换一平米，如果想增加面积，政府以补贴价优惠保障到45平米；以成本价安置到60平米；超过60平米还要求增加面积的，可增加20平米安置，增加部分按高于成本价低于市场价结算；若再要求增加，则按市场价结算。
但是一些拆迁户仍然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，“方案不给地段补偿，不给装潢补偿，不区分原住房层次和朝向。”一位拆迁户说。
这部分人中尤以商户反弹最为激烈。从城内繁华地带搬到城外，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市场的萧条，因此商户堵路阻止拆迁的场面时有发生。
由于安置房不可能一时完工，所以，“先拆迁后安置”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，这种方式引起了另一重困难---拆迁户只能暂时租房居住。尽管政府给予一定的租房补贴，但是仍造成了拆迁户的不便。“搞建设大家都支持，可是楼都没盖好，房子就哗啦啦全给拆了，你说耿市长是不是太急了点？”一位拆迁户反问记者。
对于拆迁，耿市长还真是雷厉风行，有热心网友整理了“老耿语录”，其中有一句是：“我没有时间等待，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”。
“宁挨一时骂、不挨千秋骂。”耿彦波常常以此抒怀，让他少了一点惭愧的是，大同年底应可做到当年拆迁当年入住。
让大同兴奋起来
他，大胆造城
说起“造城”这个词，它如今已在中国成为一个流行词。不少城市规划专家质疑，快速决策和强力推行，使得政府意志和商业利益作用下的造城更像是一场运动，在呈现千篇一律面貌的同时扼杀了城市本身的多样性。
可是耿彦波却不这样认为，他保持着敢作敢为的一贯作风，“在大家不认可的时候，敢于果断决策、下决心勇敢地往前走，这对领导是个考验。
”他说。因此骂声也落到了他的身上。
争议声中，大同的改造在大步流星般迈进。如今，到过大同的人，有人不赞同大同的模式，但是没有人不惊叹于“大同速度”，在几乎无处不在的起重机辉映下，短短两年时间里，大同已经露出了一座古代都城的面容。
2008年，大同作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，提出了“一轴双城”的建设思路：“古城实行整体保护，在东边建立御东新区，中间以御河为轴，西边传统，东边现代，两相呼应。”
大同显然不同于他旧日执政之地。作为北魏都城，大同境内古建筑、古遗址多达280余处，其中云冈石窟、北岳恒山、悬空寺、华严寺、九龙壁、善化寺等举世闻名。复兴历史文化名城被他认为是大同最后一次机遇，他提出了文化名城、旅游名都、生态名邑、经济强市建设的“三名一强”战略目标。2009年4月，在大同市人大已作出古城保护决定的情况下，大同陆续开工建设东城墙、华严寺、善化寺、文庙、清真寺等名城保护十大工程。耿彦波决定恢复其在明朝时的整个建筑群，他拒绝水泥建筑，要求修旧如旧。
“他一年推出十项大工程的动作是没人敢想的，而且没想到那么快就进行。”对此，大同市一位官员称。
随着气势恢弘的古代建筑一座座破土而出，民间质疑也不绝如缕。有网友指责大同拿菩萨做生意，遍地造假文物，古城墙的里外包砖修复工程也招来不同看法。
对于造假这一说，他举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为例，其中记载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乃重修岳阳楼……”。他说，现在的岳阳楼就是清代重修的，如果清代不修的话，那么岳阳楼几千年的文化信息就失去了，所以修复是必然的。大同的名城保护是在历史文化遭到巨大破坏条件下的保护，中国的文物建筑是砖木结构，如果不修复残破的那一面，好的一面也保护不住。而如果只保护一点，形不成一片，名城保护也将面临整体覆灭的危险。
所以，他称：“大同那不是造假”。
不同于一些地方修复局部故居和历史街区，大同最终明确了“六个基本走向”：从旧城改造走向古城保护；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；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；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；从文化包袱走向产业创新；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。
对于“一轴双城”的城市发展战略，耿彦波不只一次这样诠释：把传统的记忆放在古城，把现代的记忆放在新区，一古一新就会产生强烈对比，继而形成强烈的视觉冲突、强大的文化张力和文化魅力，这种魅力震撼你的灵魂，给你带来深刻的思考和绚丽的想象。
他，重燃大同人的荣耀感
耿彦波的一颦一笑，牵动着这个城市的神经。“要让这个城市兴奋起来。”这是耿彦波经常说的一句话。而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他给大同面貌已带来全新的变化。
现场办公，大部分时间，耿彦波不苟言笑，随员们注意力都保持高度集中，因为他随时会点到你，或询问，或批评。偶尔他被某件事情逗乐，“呵呵”一笑，周围的干部也立即舒了一口气。
在下属眼里，耿彦波要求完美。一旦发现干部在工作中的惰性和敷衍，便当众批评痛骂，有时会让人“下不了台”。
对市民而言，他们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对市长的亲近感。不少市民都能脱口而出耿彦波的一些“名言”：“少谋人，多谋事”，“多留遗产、少留遗憾”，“事无巨细、事不过夜、事必躬亲”等等。
对于耿彦波，有人评价他是“像工头一样的市长”。
“你看他穿的衣服，还有那鞋，鞋跟都磨掉了一半，我穿的都比他强。”大同市龙园西路一处工地现场，63岁的退休工人肖德贵对记者说。
“他一来就一头扎在城建里。”耿彦波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，耿彦波对城建特别内行，所有的规划项目都要亲自核审，包括每张图纸、每个厕所的建设，办事效率很高。
他每天巡游在工地，俨然像个工头，不让工程有一点瑕疵。
对于耿彦波，每个人都有话要说。退休工程师范培德说：“像这样家喻户晓的市长我活这么大没见过，幼儿园孩子和八九十岁老太太都知道他的名字。我相信95%的市民是支持耿市长的。”他说，“现在大同人最担心两件事，一是耿市长身体累垮了，二是耿市长被调走了。”
一位长期采访大同的省城记者如此评价耿彦波现象：“他点燃了大同人失去多年的荣耀感。”
我有的别人永远没有
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举行的第八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暨第九届中国(大同)云冈文化艺术节吸引了众多媒体。会上，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耿彦波就大家关注的名城保护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、雕塑之都、打造特色城市等现场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。他诚邀媒体朋友走进大同，了解大同，宣传大同，把这一塞上古都、大佛名城推向全国、推向世界。
会上，大同市立足历史，倾力打造文化名城和特色魅力城市的举措与收获受到广泛关注。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、中国旅游报等媒体记者相继围绕实施旅游产业、雕塑作为大同城市文化品牌的由来与包含的内涵等提问。
耿彦波说，大同曾经是闻名的煤都，但我们不能靠煤活一辈子！因此，依托文化积淀和历史遗存，大同市加大产业转型力度，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，大打中国古都、历史文化名城、世界文化遗产、国家风景名胜区“四张牌”，实现“三名一强”的战略目标。我们相信，在“一主两翼”、以中国古都为龙头发展思路的指导下，经过不懈努力，大同市必将成为最具特色的中国名城。
当有记者问道，大同市打造最具特色城市的自信和底气从哪里来时，耿彦波坦言，自信来源于我们有2300多年的文化高度和丰厚的家底，大同市拥有的历史是他人不可能复制的，也就是说，“我有的别人永远没有”。同时，在新的城市规划中，我们在梁思成先生光辉理念的引领下，不仅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自觉的责任，更是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推进城市发展，以文化特色创造城市发展的价值。
历史文化热起来
据有关部门统计，今年国庆黄金周的7天时间，大同市共接待中外游客138.7万人次，同比增长33.62%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多少年来对本土旅游缺乏兴趣的大同市民，好多人家男女老少一起出动，一拨又一拨涌向“家门口”的景点景区，90余万人次的观光者，占到游客总数的65%以上。其中，云冈石窟、北岳恒山、善化寺的接待人数，同比分别增长3.5倍、1.7倍、5.8倍，东城墙游客总数接近10万人次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大同人对家乡历史文化的关注，从未有过如此的激情。
从2009年12月16日开馆的大同城乡规划展览馆，成为市民和游客关注大同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。政府的城市发展战略有哪些具体内容？自己家的房子古时候是什么场所？近期的古城保护和道路改造拆迁是否会涉及到自己？计划迁居的新住区将会在城市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人们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。据保守统计，目前该馆接待的市民和游客人数，已突破40万人次。
尤其值得高兴的是，近几年来光顾大同考察采风的国内名流屡屡不断。全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后六度莅临大同，为大同的古城保护和中国雕塑之都的打造，做出大量艰苦的努力。同样多次来同的，还有中国雕塑学会会长、全国城雕委艺术委员会主任吴为山，他不仅精心指导全市宫观寺庙建设，还主持创作了文庙、关帝庙“文武二圣”的主像和云冈石窟昙曜雕像，为古城大同留下了众多经典之作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来了，艺术大师韩美林来了，美术史论家和鉴赏家金维诺来了，中国雕塑学会会长曾成钢、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丁明夷来了，全国知名学者余秋雨、于丹来了……拥有2000余年建城史、贵为京师和陪都400余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同，成了全国专家学者的聚焦点。
一个饱受争议的市长，顶着信念，保持着敢作敢为的一贯作风；一座饱经千年沧桑的完整古城，延续着曾经的辉煌，传递着历史的回响；一座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新区，熔铸着时代的精神，塑造着城市的品格。大同将是一个充满文化自信，阔步走向未来的理想城市。我们共同祝愿中国古都，天下大同。
